编者按

谷雨良辰日，公祭大禹时。4月19日，由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编制、中国水利博物馆和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参编的《中国禹迹图》首发，标志着绍兴正成为大禹研究的新高地。今日，绍兴日报专版刊文《穿越4000年，追寻大禹治水之路》，介绍《中国禹迹图》编制历程和用大禹文化链接城市的绍兴实践。现将报道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穿越4000年，追寻大禹治水之路

徐霞鸿/文

谷雨时节，追思治水英雄，弘扬大禹精神。4月19日，由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编制、中国水利博物馆和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参编的《中国禹迹图》首发，打开了大禹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禹迹图

从《绍兴禹迹图》到《浙江禹迹图》再到《中国禹迹图》（2022年版），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作为我国第一张突出重点，学术性强，较全面编录大禹文化遗产的分布图，《中国禹迹图》是在传统文化印记的研究、保护、传播、弘扬上的一次重要的创新和示范。它的正式发布，使绍兴成为大禹研究的新高地，也是绍兴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一个新亮点。

打开《中国禹迹图》

源远流长的大禹文化一目了然

密密麻麻的点，布满了大半个中国版图。当这张《中国禹迹图》呈现在眼前的时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震撼。

禹迹图线上发布

“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亦无弗有也。”用这样一张《中国禹迹图》，就直观而充分地说明了大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图上展示的323个禹迹点，是我们从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千个禹迹点中精选出来的。”作为《中国禹迹图》主编之一，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和一起编制此图的同仁们倾注了颇多心力。

在他看来，《中国禹迹图》的编制是一项文化创新和探索性工作。“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研究的科学排序和展示，一项新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文化起点，是破解历史文化大案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研究，编制要求高、地域广、难度大。”

大禹像

比如，何为禹迹？“禹迹，是根据史料中有关大禹治水及其他活动足迹和传说的记载，至今留存的有关大禹的祭祀活动、纪念建筑设施、地物表征、碑刻题刻、地名遗存物等不可移动的自然、历史物质遗存、遗址、遗迹。”邱志荣说，这是他们集合了众多专家的学术之力而给出的“禹迹”定义。但涉及到具体的地点，则又需仔细辨别、考量。本图收录的“禹迹”，还包括少量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中国禹迹图上的许多禹迹点，特别是浙江省内的禹迹，我基本上都实地考察过。”《中国禹迹图》另一位主编、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副会长张钧德说，2007年，他从绍兴出发，去了湖北、四川、陕西、山西等长江中上游、黄河中游地区，走访了不少禹迹。从2018年8月开始，他又用了大半年时间，专程访遍了浙江11个地市的禹迹。

北宋禹迹图

“早在北宋时期，就有‘禹迹图’问世，绘刻‘禹迹’山川150多处，被誉为‘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邱志荣表示，中国禹迹图的诞生凝聚了众多编者长期研究、实地考证的学术成果，综合了全国各地诸多专家、学者、大禹文化爱好者的智慧与心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多名学者开始了对各个禹迹的走访、考证，历时已近30年。这些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调研数据，都是编制《中国禹迹图》的珍贵原始资料。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文化积累、支持和帮助，是最终取得成果的最重要保障。”

“资料来源遵循言必有据原则，主要由文献查阅、现场考证、委托调查取得。”《中国禹迹图》主编之一、中国水利报原副总编辑张卫东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这次的编制工作，重点为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禹迹，以及历史文献中关于禹迹记载的印证遗存。图上的这323个禹迹点，分属11个流域，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总计不可移动遗产308处，可移动文物13件，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同时，也考虑了各省份之间的平衡选取等因素。“比如浙江的禹迹有209处，最后我们只从中选了44处。”

稽山何巍巍（刻石山、秦望山）

“《中国禹迹图》信息量大，制图规范。”负责绘图的设计师戴秀丽说，全图由正图、说明、表格、照片、资料汇编5部分组成。“比如，在正图的底图处理上，我们用设计软件将上千个矢量图层中整合成了地形、山脉、水系、国家、省及地方分界线、经纬度、海岸线等十几层基础图层。”

此外，此图图例标注14类，基本按《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禹迹图》的图标表示方法确定。“为了能在图面上表达更多禹迹点信息，正图每个点位除了放置相对应的图例符号，还配以禹迹点名称及编号。副图的表格对每个禹迹点都有详细的相关信息介绍，包括地区、全国编号、地区编号、禹迹名、地理位置、所属流域、类别、起源年代、现状、出处及备注。”戴秀丽说。

缘起《绍兴禹迹图》

对大禹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那么，《中国禹迹图》为何能在绍兴首发？这要从5年前说起。

在2017年的一次访日之旅中，一位日本学者向邱志荣发问：“我们绘有一幅《日本禹迹分布图》，细致标注了132处禹迹，遍布日本北海道至冲绳的南北各地。你们有没有禹迹图？”

邱志荣当时充满自信地回答：“绍兴是大禹治水毕功之地和埋葬地，禹迹俯拾皆是。2018年绍兴祭禹时，欢迎你来看《绍兴禹迹图》。”

从日本回来后，绍兴就启动了《绍兴禹迹图》的编制。2018年4月，《绍兴禹迹图》完成并发布。

绍兴禹迹图

这张由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编制的绍兴禹迹图，分为“前言”“图”“表”“照片”等部分，汲取了以大禹治水为主体的历史文献记载、民间故事传说、现存纪念建筑、地名等编辑而成，共有禹迹127处。其中陵、庙、祠类21处；地名类22处；山、湖等自然实体类25处；碑刻、摩崖、雕塑类59处等。共收录有代表性的照片14张。

作为全国第一张区域性且完备、系统编录大禹在绍兴文化遗产的分布图，《绍兴禹迹图》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也交流到了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之后，应社会各界建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倡导并支持在全省范围开展禹迹普查活动，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等部门和单位再次肩负起了重任。在全省各地及相关部门配合支持下，经过一年努力，又完成《浙江禹迹图》全部编制和出版工作。

浙江禹迹图

“编制《浙江禹迹图》的过程，可以说是一场发现之旅。”邱志荣说，嘉兴、舟山在这次编撰过程中都首次发现了禹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傅峥嵘，提供的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时保存的20多处禹迹的文字及图片，则为浙江禹迹的全面和准确给予了文物上的支撑。

最终出版的《浙江禹迹图》不仅有正图，还有大量的考释和附录，共计30余万字，是一部学术专著。

“不断有新发现，让这项工作的开展变得格外有动力。比如在编制《中国禹迹图》时，我们发现中国台湾的禹迹就特别有意思。当地人把大禹奉为保障航海安全的水仙，把祭祀大禹的地方叫作水仙宫或水仙庙。此外，还有大禹岭、大禹坛等地名。”令张卫东颇为感慨的是，这个编制过程虽然艰苦，但好在大家都感觉心里有底。

首开其先的绍兴实践

渐成一种链接城市的“文化现象”

“《中国禹迹图》是破解学术大案的基础，相信能解决大禹学案的许多争论问题。绍兴开了头，有开拓之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大禹研究专家、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充分肯定了《中国禹迹图》的学术价值。

魏穆君 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于冰也认为，《中国禹迹图》的编制意义重大，将各方面文献资料汇总整理，包括文物信息、地名信息、史料信息等等，对今后考古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和方向。

“不断创新发展，深度挖掘大禹文化，开展多学科、跨区域研究，编制新时代综合学术、文史研究成果的禹迹图，是历史必然，也是时代要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撰写《中国禹迹图》编制说明时，邱志荣郑重地写上了这句话。在他看来，大禹文化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大禹文化是活态的，具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文化复兴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凝聚力。从历史记载结合考古发掘来研究、证明、丰富大禹文化，实现传承、弘扬、转换，任重道远，璀璨光明。

禹迹标识揭牌仪式

在这一过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禹迹标识”的制订、64个绍兴禹迹标识的落地，以及《绍兴禹迹标识导读》的出版，《禹迹图编制导则》的制订。

“《绍兴禹迹图》和《浙江禹迹图》的成功编制和发布，在大禹文化的研究、保护、弘扬上是一次重要的创新和示范。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实现资源转化和文旅融合，把禹迹从文献和图中延伸活化到大地上，深深地扎根社会民众之中？”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何俊杰说，设置“绍兴禹迹标识”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并付诸实施。从2020年10月开始设计到2021年7月，64个绍兴禹迹标识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了。

绍兴禹迹标识牌

这个“禹迹标识”由“绍兴禹迹”书法、“大禹像”、“缵禹之绪”篆刻、“会稽山”与“水”字、“二维码”、“监制单位及编号”等元素组成。“通过设计、比较、选择，最终定下的这个‘禹迹标识’，其主要元素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邱志荣说，比如“大禹像”，出自山东武氏祠汉画像，这是中国和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大禹刻像。“二维码”链接的是禹迹的延伸阅读。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体验绍兴禹迹导览的功能。

而在随后出版的《绍兴禹迹标识导读》中，每一个绍兴禹迹，不仅有明确的地理坐标、文字简介，还配有古今地图的对照以及实景照片、历史典故等内容。

去年年初，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又将制订《禹迹图编制导则》列入大禹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课题项目，并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具体承担。经过一年多的起草、论证、修改，该课题顺利结题。据了解，导则共8章22节，内容涉及禹迹的定义，禹迹图编制的原则、资料要求、成果形式、评审要求和发布形式等。邱志荣特别说明，这份导则对编制规范的禹迹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与传播大禹文化的领域，绍兴必须抢占高地、走在前列。”何俊杰认为，这种首开其先的绍兴实践，虽然还只是地方标准，但已经对于省内、国内，甚至东亚地区的禹迹留存地区起到了示范意义。4月19日，与《中国禹迹图》同时发布的还有经过翻译校正的《日本禹王遗迹分布图》和《韩国禹王遗迹分布图》。也就是说，《东亚禹迹图》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了。

在他看来，研究与传播大禹文化，已渐渐成为了一种链接城市的文化现象。“禹迹图，不仅仅是一张图，更是用一个文化符号去链接一座城市的纽带。通过这张图，使得原本不相干的两个城市之间发生了紧密的关联。这也是市委提出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市的一个文化切入口和具体载体。在禹迹的背后，可以延伸出更多的城市故事，如城市的美景、美食、习俗、非遗等。”

接下来，绍兴还将深挖禹迹图，并通过禹迹图落地案例，让更多绍兴历史文化资源鲜活起来。比如绍兴已经开启的为期一年的全市域文化旅游资源普查，这能让更多历史文化资源最终转化为旅游要素或百姓精神富有的源泉。也能让这些文化资源之间发生更多化学反应。未来通过更多人和机构参与，可以从更多元的视角和理念来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做“禹迹图、舜迹图、阳明遗迹图、鲁迅足迹图……”的绍兴文化现象。

此外，在这次发布的《中国禹迹图》上，标注了2022年的字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这张图可以保持可持续状态。“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未来还有许多可提升空间。”邱志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