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顺润

“金秀良工——历代金铜佛像展”开展当天，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老专家，一位是江西省博物馆原馆长彭适凡，另一位是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谭德睿。

当站在80余尊精美的金铜佛像前，他俩称赞：“绍兴的民间收藏，真是了不起。”

这次展出的藏品，有三分之一来自绍兴一家非国有博物馆——绍兴市石语堂玉石文化博物馆馆长包顺润的私人藏品。

来自7国的80余尊金铜佛像

80余尊金铜佛像，造像时期上至魏晋时期，下讫清代晚期，时间跨度约1７00年，基本涉及中国佛教各个时期。

5月17日，越城区高桥的绍兴运河园里，“金秀良工——历代金铜佛像展”开展。金铜佛像，可以说是造像艺术中最珍贵、最特殊的一类。其珍贵在于材料，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古时青铜是用来制造兵器、货币等的材料；特殊在于制作工艺的复杂，它不同于石雕、木雕可直接雕凿成型，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采矿冶铜、塑胎雕范、脱腊铸铜，到雕刻打磨、鎏金镶嵌等。

“唐以前的佛教造像，哪怕是在国有博物馆，也是一尊难求。”“如果是单独一家，很少能拿出那么多来。”彭适凡和谭德睿说。

作为绍兴市石语堂玉石文化博物馆馆长，绍兴收藏家包顺润为何会走这条金铜佛像的收藏之路？这要从20多年前说起。

“我的收藏，是从越窑青瓷开始的。”包顺润告诉记者，1984年因工作关系调动，他在朋友的带领下进入收藏圈。他在收藏越窑青瓷时发现，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佛寺罐上有姿态各异的胡僧，有的还贴塑佛像，这说明当时有不少来自印度、西域各地的僧人生活在会稽。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情况，他开始有了收藏金铜佛像的想法。

“我收藏的东西，一定是要能成系列的。就好比是一部电视剧，必须要有主角、配角。特别是主角，往往是可遇不可求。”包顺润说，真正开始收藏金铜佛像是在1997年左右。北魏时期的铜鎏金释迦牟尼三身佛，就是他在金铜佛像收藏过程中遇见的第一个主角。

“这是一尊极其珍罕的叙事类造像，讲的是一种名叫‘打佛七’的修行活动。古时佛教寺庙和民间有‘打佛七’的说法。‘打’是‘举行’或‘做’的意思。简单地说，‘打佛七’是举行七天或以七天为周期共四十九天专门念佛的修行活动。”说起这尊金铜佛像，包顺润的言语中透着一种兴奋。“你看，在庄严高耸的帷幔幡幢之中，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在高台上，双手施印。他的上方有六尊佛成拱形排列，分别坐在莲杆撑托的莲台上，左右两侧及中间，三位飞天手持幡幢，状似从天而降，给法会增添灵动气象。”

包顺润讲，对藏品一定是爱到了极致，才会入手。这些年，为了将金铜佛像尽可能地收集完整，他的征集令散布到了世界各地。“我曾经为了一件藏品，飞往日本。也曾经拜托朋友，从法国的拍卖会上拍来好的藏品。”包顺润说，如今展出的这80余尊金铜佛像就来自7个国家。“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是我的私人藏品，其他是借展。这场展览将持续到7月17日，结束后，借展的部分便会归还。”

印证中西文化交融的有力物证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金铜佛像，从来到东国的那天起，就带着喜马拉雅的神秘光环、河西走廊的浑厚悠远，并在华夏文明的浸润下，扎根汉地，迅速传播。

“在艺术家的创作中，中国工匠融古老的青铜铸造技术于佛像铸造中，不管是一佛二菩萨，还是西方三圣像、佛陀本尊像、观音菩萨像，佛陀的本生故事和法会场面渐趋本土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作为一个研究型收藏家，包顺润不仅收藏，还在潜心研究文物背后的故事。

那么，这些金铜佛像又传递着怎样的文化信息？“从文献资料及实物遗存来看，佛教东传二千多年的历程中，虽历经坎坷，但流传至今的仍不失为文明交流的有力物证，是外来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经历了数年的学习、实践和研究后，包顺润不仅练就了非凡的眼力，还有了诸多发现。

比如在一尊隋唐时期的铜鎏金持莲观音立像上，他就发现了明显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现象。“你看，这个观音高髻薄冠，发绺下垂及肩，面相圆满，颈短腰细，高乳大臀，璎珞充衣，跣足立于莲台。透过薄薄的僧衣，健壮丰美的肌体呈三折枝姿势展现。在莲台束腰处，还有铭文一周：大唐天宝六年，仁村应仁应坤孝父母造佛观音一躯。”包顺润说，这便是这尊佛像的珍罕之处，这些有确切纪年的发愿文，为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参照。

还有一组飞天伎乐组像，也令包顺润两眼发亮。这是一组八音迭奏的飞天伎乐青铜组像。造像人物高髻薄冠，媚眼含羞、丹唇逐笑，璎珞当衣、帛裙跣足，单腿惟伎覆莲之上，宛如“鹿斯之奔，维足伎伎”。

“飞天原型来源于古印度神话，是专司娱乐和歌舞的神。佛教传入中国后，飞天的形象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中国化的仙人形象，她的风格特征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而是借助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包顺润告诉记者，这组飞天伎乐组像，正是在外来飞天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本民族艺术元素而创作出来的飞天乐女形象。

唐代，越州是江南地区的通都大邑，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与气候。“各地高僧纷至沓来，译经传道，最著名的莫过于日本求法僧最澄，他在越州龙兴寺、法华寺习法的同时，还在峰山道场受顺晓法师的密教灌顶。归国时，他从越州带去了102部佛经及大量佛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在包顺润看来，他所珍藏的这些金铜佛像虽然反映的是佛教进入中国后的总流变，但这种总流变也能与绍兴佛教发展的史料相印证。比如在中国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密宗和曹洞宗传入日本、越南等地的过程中，绍兴起到了中心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