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庙大殿

大禹是治水英雄、立国始祖、中华圣王。葺禹庙、修禹陵、祭大禹，是华夏儿女4000多年来绵延不绝的传统。

“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大禹以其明德、道心，以其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赢得了华夏儿女的不绝思念与崇敬。“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大禹以道心换得了民心，葺庙、修陵、祭祀、树碑，成了人们思念和崇敬大禹最基本、最传统的表达形式。

历代对大禹陵庙的修葺，通常以官方为主，具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朝廷拨款并派员主持修葺，也有委托地方主持的。二是地方出钱并负责修葺。三是在官修过程中，地方官员、乡绅、黎民捐款相助。这些修葺，既有制度性安排的例修，也有根据帝王旨意与地方长官主意而行的特修。

历代对大禹陵庙的祭祀，既有官祭，亦有民祭，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情况。一是皇帝亲临致祭。二是皇帝遣官致祭。三是地方有司祭祀。四是禹裔宗亲祭祀。五是庙会社团祭祀。

大禹陵里的会稽刻石

第一，最早祭禹的，可以追溯到夏王启派遣的使者及禹之后人。

“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这是有关祭禹及禹之宗庙的最早记载。

或许是由于每年派使臣往返祭祀的不便，也或许是为了更好传承禹祭，守好禹冢，到大禹六世孙少康时，进一步作出了守冢与祭祀一举两得、世代相沿的重大制度安排，把庶子无余分封到了越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以守禹冢。

这一重大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了一千八九百年后的越王句（通“勾”）践时期，他的一项重大使命，正是搞好禹祭，守好禹冢。“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上面这些文献上的记载，告诉了我们三个重大的史实。其一，禹庙之建与祭禹活动,始于夏代。禹庙建于会稽山，祭禹经历了从遣使致祭到封越祭祀的过程。其二，祭祀的地点,在越之会稽山。其三，无余是越之先君，句践是禹之苗裔，他们均封于越，以奉守冢与祭祀之责。

第二，最早亲祭大禹的帝王，是秦始皇。

如果说，在越地立宗庙，遣使臣来越祭大禹，后又封禹裔于越以守冢、祭祀，多少还带有点宗亲家祭性质的话，那么，秦始皇来越地亲祭大禹，则是他唯一的一次到先代帝王陵寝所在地举行的祭祀，首创了帝王祭禹祀典的先例，是为大禹举行国家祭典的滥觞，开启了祭禹的最高礼仪。“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通‘嶷’）山……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秦始皇不远万里来到越地，是为了歌颂秦德、弘扬秦风，恩威越人、稳定越地，而祭拜大禹、以示大统，无疑也是主要的目的。他对虞舜，是于九嶷山“望祀”；而对大禹，则是“上会稽”亲祭，足见大禹在其心目中的巨大影响与崇高地位。

大禹陵里的岣嵝碑

在秦始皇巡越祭禹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仿其父巡越时，也举行了礼祀大禹的活动。

司马迁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家，为了写好《史记》中相关的内容，他专门临越实地考证禹穴，得出了大禹葬于会稽的结论，并慎重而又郑重地写入了他的不朽著作当中。“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司马迁对九嶷是“窥”，对禹穴是“探”，想必是探了个究竟的。

第三，最为难得的，是自汉至元的1500多年间，对修禹庙与祭大禹的坚持不断。

其一，汉代时，保持了在越地祭祀大禹的传统。汉高祖刘邦灭秦建汉后，让闽君摇做越王，作为越国的后代供奉祭祀。

其二，南朝时的宋、梁，存世只有百余年，却留下了三次修庙、两次皇帝遣使致祭的记载。宋武帝永初间，敕修禹庙。宋文帝元嘉初，遣使代至会稽祭祀。宋孝武帝时，又遣使到会稽修缮禹庙。梁武帝时，曾组织修缮禹庙，并遣使代至会稽祭祀。

其三，隋唐至吴越国的400年间，越地有关禹庙的碑方相续、诗文相传，显示着这是一方令人留恋的热土、众人朝拜的圣地。

隋时，有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史陵正书的禹庙碑等。

其四，唐代与吴越国时的修葺与祭祀，呈现出了次数多、诗文多、碑版多的特征。碑版方面，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有剡县（今浙江嵊州）人、会稽郡公徐浩撰并书的“题禹庙诗碑”等9通。除了这些庙碑之外，还有大量的庙诗、庙文，载录于《全唐诗》《全唐文》等当中。

这一时期的禹祭，既有皇帝遣使致祭，也有越州长史往祭，还有社会名流拜祭，形成了此后祭典的雏形。

其五，宋时很重视对大禹陵庙的看护、修葺，呈现出了制度性安排的特征。尤其在北宋前期，朝廷屡次下诏，强调对历代帝陵的保护，并将越州大禹陵庙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祭禹

宋时祭禹，有官祭、民祭。官祭已成制度，规定得十分具体；民祭颇为热闹，进行得有条不紊。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还“命祠禹于越州，及祠越王句践，以范蠡配”。这既表明了朝廷对句践与范蠡历史贡献与地位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朝廷是将句践视为禹之后裔的。

民祭方面，每逢大禹生日，禹庙游客甚盛，成为民众节日。“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垩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

其六，元代时，曾两次对禹庙进行整修。一次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由绍兴路达鲁花赤多尔赤主持，江浙儒学提举邓文原撰《帝禹庙碑文》。另一次在泰定元年（1324年），由太守王克敬主持，次年毕工时，儒学大家韩性撰《元绍兴路修庙记》。

关于祭祀，元代也有明确的规定。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礼部移太常送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

第四，最浩大隆重的修葺与祭祀，在明清两朝与民国时期。

大禹像

其一，明代时，对包括大禹陵庙和宋六陵在内的先代帝王陵寝的守护、修营和建设，胜于以前各朝。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遣官访先代帝王陵寝，将大禹列为36位功德昭著者之一，并大修禹庙。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知府张明道建立岣嵝碑与亭。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7年）初刊刻的《绍兴府志》中，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幅大禹陵庙图。

特别是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知府南大吉大修庙宇建筑，新建大禹陵区，基本上确立了今日大禹陵陵园的格局，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举。一是修建禹庙。对禹庙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功能最完备的一次修葺与建设。二是树立“大禹陵”碑，新建相关配套建筑。碑身高4米，阔1.9米，字径1.23米，为南大吉亲笔所书，至今巍然矗立，成为大禹陵陵区的核心所在。三是形成了大禹陵陵园风貌。此前的大禹陵庙，文献上只偶尔出现“庙”“殿”“庑”等字样，事实上空间相对狭小，建筑也相对简单。而南大吉兴建的大禹陵园，与原庙区山地同体，中间只隔一墙，两下占地20余公顷，其中陵区新增面积超过三分之二。

明代对大禹的祭祀，典礼详备。除了京师立庙致祭外，还将会稽祀夏禹列为重点。有明一代，皇帝登极特遣告祭，就史料所见，有洪武四年（系补祭）及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元年，共11次；皇帝遣使传制致祭，有14次。

其二，清代对大禹陵庙的修营、守护与祭祀空前重视，特别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或亲自顾问，或亲临祭祀，表明崇禹、尊禹、祀禹，已成为华夏民族的共识。

清时，诏修、重修大禹陵庙，根据方志、史书与碑方所载，较大规模的有12次。

清代修大禹陵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绍兴知府觉罗百善。他任知府达14个年头，是历届知府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因年七十而去任。离任时，自绍兴城西郭门至钱塘江边西兴驿百里道上，乡人扶老携幼，焚香遮道相挽留，两日始得渡江而去，可见是一位和合满汉百姓、身体力行“百善”、践行大禹精神的好官。

清代祭禹，呈现出了次数频繁、皇帝亲祭、礼仪隆重三大特点。有清一代，总共有7帝遣官祭禹43次，其中康熙时10次、雍正时3次、乾隆时18次、嘉庆时5次、道光时4次、咸丰时1次、光绪时2次。凡登基、亲政、建储、巡视、平叛、靖边、升祔、庆寿辰、晋徽号、神主配享、为民祈福等，皆致祭，并立告祭碑。祭文、香帛，遣官自京赍送。特别值得记下的是，康熙、乾隆二帝南巡会稽、亲祭禹陵，还破例行了三跪九拜之最高礼仪。

其三，中华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政废财竭，民不聊生，大禹陵少有修缮。然祭祀活动之多，前所未有，表达了人们在特殊时期，对大禹的特别思念与精神寄托。

修缮方面，较大规模的一次，在民国21年（1932年）5月至次年7月，毕工时置立了《重建绍兴大禹陵庙碑》，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炳麟撰文。

祭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7次。其中包括：民国5年（1916年）8月20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朱执信等，瞻仰大禹陵庙，抚摩窆石，辨识题刻。

民国28年（1939年）3月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临绍视察抗日，省亲祭祖。29日下午，瞻谒了大禹陵庙，在大禹像前肃立良久，在大禹碑前摄了单人照留念，在禹庙拜厅前石阶上与随行人员合照一张，屡屡称颂大禹业绩，号召发扬大禹精神。

民国36年（1947年）4月11日下午，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瞻谒大禹陵庙。

第五，最自觉、最自信的，是新中国对大禹陵庙的保护、修缮与祭祀。

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大禹陵庙的保护、修缮即引起了群众的关注与政府的重视。1961年4月，大禹陵庙被列为浙江省首批42处文保单位之一。

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大禹陵庙的保护工作得到了不断的加强。1976年至1981年，地方政府对大禹陵庙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大修，因大部分项目集中在1979年，因称“1979年第三次大修”。1982年4月，禹陵文保所正式成立。1988年5月26日，浙江省文化厅、城乡建设厅批准大禹陵庙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管控地带。1989年5月15日，绍兴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限期迁移禹陵文物保护区坟墓及严禁建坟的通告》。

其三，20世纪90年代，在新中国修禹陵、祭大禹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转折性意义。1994年12月15日，中共绍兴市委、绍兴市人民政府向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呈送《关于举行’95浙江公祭大禹陵活动的请示》。同年12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决定于19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廿一，谷雨），在大禹陵举行“1995年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动。

1995年3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95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动总体方案》的批复。同年4月5日，在禹陵入口处眠牛山、眠犬山之间新建的大禹陵牌坊落成，由牌坊通向大禹陵的新建神道主干道工程完工。4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与绍兴市人民政府，在禹庙正殿，隆重举行“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礼”。这次祭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公祭，标志着传承4000年之久、已中断了60年的公祭大禹陵传统的恢复。《人民日报》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称“中断了整整60年的公祭大禹陵典礼，今天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举行”。自此以后，谷雨成了约定俗成的祭禹日，并形成了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的惯例。5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大禹陵，回京后为大禹陵牌坊题写了“大禹陵”三字坊额。

1996年10月14日，国家教委、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六部委，将大禹陵列为全国百家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大禹陵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其四，进入21世纪，修禹陵、祭大禹被赋予了续文脉、明荣辱的崭新含义与崇高使命。2006年3月28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以《祭禹陵，续文脉，明荣辱》为题，致信绍兴公祭大禹陵活动，指出“公祭大禹陵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是有益的”；强调“必须传承中华文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绍兴日报》2006年4月2日第1版）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也是当代中国人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领和践行中国先进文化的文化自觉。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大禹陵祭典”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4月20日，文化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行公祭大禹陵典礼，标志着祭禹上升为国家级的祭祀活动。

201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绍兴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对禹庙的大修，重点解决了大殿屋顶渗漏、室内油漆剥落等问题。

2019年，大禹陵庙再次启动修建工作。此前的2004年3月，曾建成祭祀广场和神道二期工程，陵区空间东至古献陵殿大禹山山尖，南至禹池南岸，西至神道前门门阙，北至禹庙大殿龙头墩，面积扩至1平方公里许。2005年，又建成了大禹陵享殿。这次修建，主要是实施扩建祭坛和新建博物馆两大项目。这是弘扬大禹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实际行动。

清明已过，万物盎然。谷雨将至，百谷欲登。又是一年的祭禹大典即将举行。当前，英勇的华夏儿女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着严峻的斗争。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但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凝聚起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强大合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赋予了今年祭禹特殊的意义。

在昔洪灾骇浪滔，人为鱼鳖难亡逃。大禹胼胝担重任，圣王苦焦创夏朝。会稽诸侯统天下，泽被遐荒济众兆。今具珍果兼佳酿，尤盼我祖佑风调。愿我华夏大地禹风浩荡，荡涤污泥浊水，长保风调雨顺！愿我华夏儿女春风如意，意得良辰美景，尽显神清气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