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化与宋代帝陵
发布日期:2020-11-20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市文广旅游局(市文物局) 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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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南宋留给绍兴一笔光辉璀璨的文化宝藏,举办南宋文化节,打造南宋文化高地,是绍兴市“重塑城市文化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绍兴与杭州联合举办第五届两宋论坛,其中由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南宋文化与宋代帝陵研究论坛”作为两宋论坛的分论坛于11月9日在绍兴开幕,3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宋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绍兴,共享南宋文化千年雅韵,共谋南宋文化传承伟业。今日,《绍兴日报》发表文章《南宋文化与宋代帝陵》,现予全文转载,供读者学习交流。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南宋留给绍兴一笔光辉璀璨的文化宝藏。自2019年起,绍兴与杭州联合举办南宋文化节,今年绍兴主场的活动通过挖掘和宣传南宋文化宝藏,展示绍兴的城市文化魅力。

11月9日,“两宋论坛·南宋文化与宋代帝陵研究论坛”开幕,3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宋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绍兴,感受绍兴深厚的南宋文化底蕴,为绍兴南宋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与灵感。

《宋会要辑稿》最系统记载南宋诸攒宫相对位置

“南宋诸攒宫的相对位置,见于若干同期文献记载,最系统的首推清人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以之为基础,参照其他文献记,再结合宋代陵寝制度的基本特点,可以大体推定南宋诸攒宫之间的相互位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毅说。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毅

宋代皇陵最突出的特点是卜选基址首重“五音姓利”之说,它的基本理论方法是把诸姓按“五音”分为五类,再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得出某姓所利的阴阳宅方位、地势走向。

赵姓属角音,所利为壬、丙两向,所利的地势走向首为东高西低、次为南高北低。此说对宋陵选址、构筑的影响极大,两宋皇陵在总体上都遵循这一法度;各陵之间的相对位置规律,是尊长在东南、卑幼在西北。

作为实际上的“南宋第一陵”,昭慈孟皇后园陵是整个陵区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昭慈攒宫规模甚小,只占地二亩左右。此后,从昭慈孟皇后开始,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及诸后攒宫毗临而立,是为南宋攒宫的早期兆域,也是主陵区所在。

这种局面,直到宋宁宗时才改变。宁宗卜陵时,“太史局周奕等于永崇陵之下(西北方向)相视,迫溪无地可择”,最终“相视得泰宁山,形势起伏,龙虎掩抱”,于是南宋早期泰宁寺的位置就成了宁宗永茂陵所在,由此开辟了南宋皇陵第二兆域,这是又一个关键性地标。

永阜陵到永茂陵,南方“形势派”占据上风

“宋皇陵‘五音墓地’模式所不能克服的矛盾始于宋孝宗永阜陵,按角音‘昭穆葬’原则,孝宗墓穴应该选择于永思陵上宫之西北,但那里‘土肉浅薄’不宜埋葬,遂改为永思陵西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郑嘉励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郑嘉励

事实上,对于孝宗山陵的择址,当时有过数次考察。即便是反复权衡,最终选址的地下水位依旧很高,营建石藏子格外强调坚固。此外,也有朝臣上疏议论。南宋官员赵汝愚《论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议疏》认为,巩县皇陵“制度崇深”,皇堂下深五十七尺。南渡后,攒宫“实居浅土,蔽以上宫”,当年的宋高宗永思陵,深不足九尺,覆土之后,仅能掩棺而已。南渡至今六十余年,恢复中原依然无望。“东南诸郡,所至皆山,凡择地者,必依山为限,地势局促,不类中原”,如果遵循国音姓利的“祖宗之法”,永思陵附近几乎已无地可择,将来宋高宗吴皇后、孝宗谢皇后驾崩更不知将该如何合葬?不如趁早“勿惑阴阳之说,择平原高燥之地,为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台”。显然,赵汝愚认为应该充分考虑江南实际的自然条件,无需拘泥于中原传统的五音之术。之后朱熹又上表《山陵议状》,公开反对“国音姓利”,他在《山陵议状》中指出,“国音之说”“五音墓地”不适合南方实际,此外,尽管宋朝墓葬都采取这种制度,但是在这期间,皇帝多次面临无后情况,因为靖康之变,宋氏宗庙也毁于一旦,利在何方?

“如果说,宋孝宗永阜陵在‘昭穆序次’上的调整,是宋六陵前期规划中的一大变化;那么,宋宁宗永茂陵在‘北陵’另辟新区,则是宋六陵规划原则的根本性转变。”郑嘉励说。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三日,宋宁宗驾崩于福宁殿。按照“国音墓地”的昭穆尊卑位次,本该选址于光宗永崇陵之西北。但永崇陵上宫,约今“御茶场”办公大楼以西五六十米处,地势已极低矮。永崇陵再西,地势更低,并已靠近河流(今溪流尚存,相对于南宋时期可能已向西改道)。事实上,南陵区已经无地可择。

也正是如此,遂改卜至泰宁寺所在的泰宁寺山,从“非大臣阅历之久,主张之力,上以闻陈两宫,下以镇压群议,则僧徒宁保其不为动摇哉”之句判断,选址过程可能在朝廷里引起过争议,也曾遭到泰宁寺僧人的抵触。

永茂陵离开“南陵区”,改卜宝山脚下,既未遵循昭穆序次,甚至突破“五音墓地”的模式,明确向“形法墓地”转变。《宋会要辑稿》提到永茂陵“今此神穴坐壬向丙”,一改国音“坐丙向壬”的大利向,国音的小利向是“坐壬向丙”,由“大利向”转为“小利向”,所以,覆按使辩称“亦与国音为利”,换言之,这种局部性的调整,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可以接受的。所谓形势比人强,“五音姓利”等礼制传统,绝非刚性的原则。

南宋后期,在地势所迫、无穴可择的情况下,突破了长期以来因循的礼制传统和皇陵制度。永茂陵新辟“北陵区”后,其选址标准,在整体而言,南方“形势派”术数已占据主导地位,而“国音”降至从属地位。

读懂一座城,加强建筑遗产保护工作

芳草萋萋,松柏苍苍,宋六陵留给人们太多的随想。在交流过程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怡涛谈到了建筑考古学的定义与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怡涛

“从建筑遗产保护是为了保存建筑历史信息从而见证人类历史的角度分析,选择的标准显然是对建筑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价值的衡量。即,在一个时代的建筑物中,选择最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及其环境予以保存,在一座建筑上,必须保存最能体现历史价值的部分。所以,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与成败的关键,是尽可能准确地判断建筑的价值,特别是作为建筑遗产价值体系核心的历史价值。”徐怡涛说。

在徐怡涛看来,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界的大多数考古学家,尚未把古代建筑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古代建筑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也无法将古代建筑的知识充分运用于田野发掘之中,由此带来的建筑相关遗迹、遗物的错挖、误判、漏判等问题,必然不在少数。

徐怡涛还谈到了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撰写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结合了建筑史、美术史的学者参与其研究工作的成果,加之宿先生具有深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素养,使《白沙宋墓》成为跨时代的学术典范。

绍兴作为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着诸多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从建筑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更好地解读建筑富含的历史信息,使建筑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更好地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以及考古遗址,为将来复兴建筑创造可能。


信息来源:绍兴日报

记者:於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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