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打捞”百年老书

发布时间: 2019- 09- 11 09: 43 浏览次数: 字体:[ ] 打印

郁达夫的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徐志摩的小说《轮盘集》和剧本《卞昆冈》、把毛泽东主席写进小说的《嫌疑》……近日,《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第一辑400卷新鲜出炉。

“这400卷中,有一半的品种是以前没看到过的原书,有三分之一是只知道有此书但从未看到过的书。”担任《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编委会副主任的陈子善教授说。

去年9月,绍兴市倡议并实施“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计划用8~10年时间,让万余卷在中国近代文献中颇具影响力的百年老书走出幽暗库房,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

目前首批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近代文学文献已经被“打捞”起来,这些深藏库房多年的中国近代文献纸质书,在不久的将来还将集体走进互联网时代。

原版图书封面。

首批文学类400卷面市

一个个巨大的书架,被塞得满满当当,还有满墙的近代文化名人像,以及玻璃橱窗里展陈着的各种珍稀版本的近代文献。走进越城区会稽路571号浙江越生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美术馆,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书卷味。

大门正对面的书架上,摆放着还飘着油墨芬芳的《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第一辑,整整400卷。

“这项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总共分成六大门类:文学、经济、教育、史地、艺术、科技。其中,文学又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汉译文学、文学理论等。”

在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秦绍波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刚刚印好的散文卷和诗歌卷的总目索引,厚厚两册。然而,对于整个浩大的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出版工程而言,这只是冰山一角。

秦绍波告诉记者,在计划里,“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初定出版总量是1万卷;计划需8到10年才能完成,主要考虑到海内外资料征集的庞杂性,以及版本甄选的复杂性。

“到目前为止,中国近代的100多年到底出版过多少种正式出版物,谁也拿不出一个权威准确的数据。”秦绍波说,“越生”虽然多年来一直没有脱离过文献出版的范畴,但当他们决定要做这项工程的时候,依然觉得特别艰辛。

因为有文献出版的基础,“越生”这些年来收集到的近代文献数量也不少,大概有十几万种吧。“我们后来进行了系统的调研,也通过国内该领域专家所掌握的信息,判断出总数大概不下于60万种。”秦绍波坦言,他们目前在做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去征集。

那么,为什么首批“复活”的是文学卷?

“相对而言,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比较大。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多数人都看过,或者听说过。”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的编委,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全程参与了整个编撰过程。他告诉记者,这样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也是希望这套书能一炮而红。

一半只闻其名未见其书

百年前的老书,究竟是什么模样?

纸页泛黄,有的脱落溃散,岁月蚀痕一目了然。在“越生”一楼展示馆里,记者见到了不少出版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近代文献,也见到了这些老书“复活”后的今日模样——虽大小、封面、内容均为影印出版,但保留了老书的原味,有一股浓郁的时代风貌。

“从目前文学卷的出版情况来看,至少有一半的品种是以前没看到过原书的,有三分之一是只知道有此书但从未看到过书的。”担任《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编委会副主任的陈子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这位与近现代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权威专家坦言,这次收录进《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的不少书,他是第一次看到原书。因此,从装帧到内文到版权页,他们的做法是:原书影印,尽可能地做到原汁原味。

对此,张伟也深有同感,他向记者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前段时间,西泠印社拍卖了郁达夫的一个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这篇小说,介于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是郁达夫目前存世的唯一一部完整作品的原始手稿,大概100多页。这也是郁达夫的创作生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之一。当时拍出了800多万元的高价。”张伟告诉记者,郁达夫的这部作品,之前中华书局曾出过影印本,广州花城出版社也曾出过手稿本,但他们再现的都不是初版本,用的是第二版、第三版。“但我们找到了1932年4月出版的初版本,就收录在小说卷里。”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郭沫若的经典诗集《女神》,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这部诗集的初版本,留存于世的大概也就七八本了,而且这个初版本,与后来的再刻本出入挺大。”在张伟看来,在近代文献的研究中,初版本是非常有价值的。

此外,小说卷里收录了徐志摩的小说《轮盘集》,戏剧卷里有他写的剧本《卞昆冈》。“很多人都不知道,以诗闻名的徐志摩,还曾经写过小说和剧本,这两本分别是他写过的唯一的小说和剧本。有了这两部作品,后人在了解徐志摩时就能更立体丰满。”张伟说。

除了在名家名作上更讲究版本的选择,《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的亮点还在于包罗万象。“我们收入晚清至民国印行的中文文学书籍,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翻译等众多门类,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传统文学作品并举,文学经典和一般乃至名不见经传的创作均有。”陈子善说,该丛刊是对中国文学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段变化发展原貌的新呈现,因此力求更全面也更清晰。“我们尽可能地让更多的那个时代的作品,用一种原汁原味的方式,有机会与现代读者见面,从而使读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有全新的把握和认知。”

关于这一点,陈子善也举了个例子。“温州有一对兄弟,叫刘廷芳、刘廷蔚,虽然专业都不是文学,但都喜欢写诗。他们合作出了一部风满楼丛书,刘廷芳的诗集叫《山雨》,刘廷蔚的诗集叫《山花》。但是因为当时他们是自己印的,原书非常难找。我们找到了,这次就编进去了。”

还有徐雉,是第一个把毛泽东写进小说的作家。他在1929年版小说集《不识面的情人》中,有一篇小说《嫌疑》,非常传神地描写了毛泽东和林伯渠的故事,这本书也收录进了小说卷。

精装环节。

再生性保护与原生性保护的矛盾

边征集边整理边出版,这是这项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的一个基本原则。

“将这些在各大图书馆里沉睡了多年的近代文献,重新挖掘出来,让他们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见面。这本是一件化一为千、化一为万的好事。”秦绍波坦言,在不断向国内外图书馆征集近代文献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之间的矛盾。“近代以来,我国出版业引入西方工艺,所采用的原料均为机械纸,其酸化极限不足百年。目前,国内近代文献原典纸质酸化严重。而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将这些古书影印出版的过程本身,难免会对原书造成一些伤害。可能轻轻一压,书页就会散开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国内大部分图书馆已不再对外借阅这一时期的文献。”

“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难题,有的图书馆已经专门派人去学习,但是在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之前,库房里的原书目前就不接受数字扫描了。”秦绍波说,也有在近代文献数字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他们就可以直接拿来就用。但从比例上来说,这些数字化的部分,也是少得可怜。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张伟也是十分了解的。他向记者透露,上海图书馆的近代文献馆藏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从1840年到1949年,书约50万种,期刊18700种,报纸3700种。这其中,已经进行了高清扫描的,只是零头而已。

“如果没有再生性保护,原书永远躺在库房里,谁也看不到,没有办法传播,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对此,陈子善的观点是:与影印对于原书的伤害相比,再生性保护所带来的好处,可能更大一些。“把这些近代文献以最原始的面貌呈现在现代人的眼前,就像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看到这些原汁原味的影印本,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好像能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一样。”

当然,陈子善也强调,在具体操作时尽可能将对原书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从另一方面讲,对于这些承受不起翻阅的近代文献来说,采取必要的保护手段,让更多作品能长期保存且传承下去,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收集到的近代文献

首印四五百套,需求前景乐观

绍兴决定要做这项“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传递的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畏。

担任《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执行主编的陈平原,在这部书的总序中写下这样的语句:“表面上看,这只是出版行为,可背后隐含着学术立场,那就是取‘守先待后’的姿态,对历史负责。”“晚清以降出版的众多书籍,近二十年虽也有不少整理与重印,但像《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这样网罗八方,规模宏大的计划,尚属首见。若能顺利完成,则嘉惠学界,功德无量。”

事实上,由政府引导、“越生”牵头,由国内多领域近代文献权威学者领衔,以及近百家图书馆参与的这项“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也从一开始就汇集了多方力量。

与此同时,绍兴的这种文化自觉也与商业价值得到了完美融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除了承担社会责任,也要讲究经济效益。”秦绍波坦言。

“这样大部头的书,虽然不一定适合个人购买,但对于广大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来说,这将是一部非常有用的适合馆藏的书。”秦绍波说,他们进行过市场调研,光是高校图书馆,全国就有2900多家。“市场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根据不同门类首印400~500套,需求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位于广东省潮州市的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则是首批采购此书以丰富馆藏的大学图书馆之一。该馆的采购部主任谢文涌告诉记者,韩山师范学院是一座有着116年校史的本科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一直是他们的强项。

“采购这套书,主要是为了支持我们学校的文科建设。”谢文涌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馆藏的近代文献,光是民国时期的图书就有8000种,但是师生们要看这些文献的话,必须在专业的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非常不方便。现在有这样一套相对全面的《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师生们想要查阅,就会方便多了。“目前400卷已经到馆了,我们正在进行编目,预计一个多月后,师生们就可以开始借阅了。以后,陆续出,我们也会陆续买。”

而秦绍波也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陆续出版的还有教育、艺术、经济等各卷的首编。今年8月初,《中国近代教育文献丛刊》已经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整理文献,最终是要解决藏与用的难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影印出版近代文献,这个工程中的数字化、智慧阅读等产品也在开发推进中。

比如开发近代文献数据库及多种形态的阅读产品,并以此为基础,打造数字出版物交易平台。再比如出版百种“大家小书”经典阅读书系。首批从近代文献中挑选100位浙江近代学者的著作,其中绍兴有30位,由国内相关领域权威学者编写,定位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

这意味着,深藏库房多年的中国近代文献纸质书将集体走进互联网时代。



信息来源: 绍兴网—绍兴日报

作者: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 徐霞鸿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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